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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辩式阅读要以文本为中心，进行细读。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找文本的缝隙与空白，重视语境的影响，关注上下文，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，解读出作品的浅层意义与深层意蕴。用审辩式思维读《论语》，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文本意义，读出《论语》这一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历史意义，结合当下读出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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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论语》时，我们会发现孔子评价管仲共有四处，分别如下。
子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归，官事不摄，焉得俭？”“然则管仲知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。管仲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（《八佾》）
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问子西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！”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（ 《宪问》）
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
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（《宪问》）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舆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？”（《宪问》）
在《八佾》篇里孔子点名批评管仲气量狭小，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实例，批评管仲不节俭、不知“礼”：“如果管仲知礼，那天下还有不知礼的人吗？”这个评价可真算是低到尘埃中了。然而在子路、子贡质疑管仲是否是仁者时，孔子又毫不犹豫地高度评价管仲是一个“仁”者。对管仲既严厉批评又高度赞扬，这截然相反的评价难道是因为孔子立场的不坚定？抑或是孔子随性发表自己的意见？我们分析文本可以见到，这其实是源于评价的角度不一。一个是站在“俭”“礼”的角度，一个是站在“仁”的角度。角度不同，评价同一个人自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可以给我们启示：对同一个人，我们所处的立场不一样，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。由此扩展出去，我们对同一件事、同一本书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立场来看。读经典亦是如此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运用审辩式思维阅读经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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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辩式思维是谢小庆老师对critical thinking 的翻译，这个词的通行翻译为批判性思维。运用审辩式思维阅读文章，我们称之为审辩式阅读。按照Pirozzi 在2003 年所做的解释，审辩式阅读指的是：
对文本的高层次理解，它包括释义和评价的技能，可以使读者分辨重要和非重要信息，把事实与观点区分开，并且确定作者的目的和语气。同时，要通过推理推导出言外之意，填补信息上的空白部分，得出符合逻辑的部分。如果对这段话进行概括，其实就是读懂和评价。这里的读懂更强调关注文本，以文本为中心，进行细读。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找文本的缝隙与空白，重视语境的影响，关注上下文，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，解读出作品的浅层意义与深层意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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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《论语》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读懂。尽管历代解释《论语》的书数不胜数，但一些语录在流传过程中，其本意也被蒙上了厚厚的面纱，准确把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例如，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说起这句话，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孔子在批评上课睡觉的同学。我们看《论语》中的原句，仿佛也是如此：
宰予昼寝，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杇也！于予与何诛？”（《公冶长》）
但当我们把这一则后面几句读完后，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：
子曰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（《公冶长》）
孔子说自己看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：以前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这个人能做到；可是现在他不仅听别人说什么，还要观察其行为。这个改变是从谁那里开始的呢？从宰予开始。从宰予做的什么事开始呢？从宰予睡觉时开始。再想孔子的听言观行，我们可以推测出宰予除了课上睡觉这“行”，应该还有与其“行”不一致的“言”，这才招来了孔子的批评与感慨。当我们“推导言外之意，填补信息上的空白部分”，对这则语录的完整理解应该是这样的：宰予向老师郑重承诺，上课再也不睡觉了。可是他又睡着了，于是孔子才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。所以我们读经典时，一定不能断章取义，要看上下文的语境，这样才能得出最符合本意的理解。
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（《颜渊》）
关于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理解，很多人认为是“为君者尽君道，为臣者尽臣道；为父者尽父道，为子者尽子道”，后来更演变成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”。这也成为后来孔子备受批判的原因之一。但这句话还有一种理解：只有国君是国君，臣子才能是臣子；只有父亲是父亲，儿子才能是儿子。到底要如何理解这句话，才能最接近孔子的本意呢？我们再回到语录，考察其产生的历史背景，孔子是在回答齐景公的问题时说的这句话。齐景公是春秋时期齐国君主，即位初期，能够做到任用贤臣、励精图治，使齐国日渐强盛。但晚年喜亲近谗佞之臣，国家政治并不清明。并且年近六十，儿子众多，不立世子，《史记》中称其“恶言嗣事”。齐国公子们也多怀异心，彼此猜忌。大夫田氏（原陈国公子完之后）广纳民心，在灾荒之年向民众开仓借粮，并且大斗借出、小斗收回，结果“齐之民归之如流水”。田氏家族迅速赢得了民心，以至于晏婴预言“齐政卒归田氏。田氏虽无大德，以公权私，有德于民，民爱之”。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，孔子所言应该是特意提醒齐景公首先做好国君、做好父亲，这样臣子和儿子才会尽到自己的本分。这种理解在《论语》其他篇章中也曾出现：
定公问曰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（《八佾》）
孔子认为臣以忠事君的前提是君主要按礼来使用臣子，也就是说臣子忠君是有条件的。这种思想在孟子的表达中表现得更为明确：
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（《孟子· 
离娄下》）
之所以有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父
要子亡子不得不亡”这样的理解，不过是后世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需要，有目的地对孔子的原话做了扭曲罢了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，了解相关时代背景是我们读《论语》时必不可少的功课。在《论语》中还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后人对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南怀瑾称赞说孔子说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—不在那个位置上，不能真知道它的内容。而李敖则激烈批评孔子，他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当面对邪恶与黑暗的时候，“不问政事”是共犯！出现这样的分歧，其实也是因为评价者站在了不同的立场去看待这句话。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的正确与否，取决于具体事件的情况。当“在其位”的人能够胜任其职，做得很好，不在其位的人不要谋其政，否则就容易出现越职侵权的现象，最后导致政治的混乱。孔子说这句话的本来目的就是强调要“正名定分”。这有其历史背景：春秋时期，礼崩乐坏，诸侯僭越天子，大夫僭越诸侯，甚至大夫僭越天子的现象都有出现。例如，孔子说鲁国季氏：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八佾是宫廷乐舞，八人一行为一佾，八佾则是八八六十四人，六佾是四十八人，四佾是三十二人。按照周礼制定的礼法要求，应该是天子舞八佾，诸侯舞六佾，卿大夫舞四佾，士舞二佾。而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，按照职位只能四佾，却直接用了天子才能用的八佾。所以孔子才生气地说，如果这都能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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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脱离孔子的言说背景，只是机械地把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奉为宝典，认为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，就一定会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。当“在其位”者不能尽职尽责，就不会有挺身而出、勇于担当之人。若果真如此，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”，曹刿何须论战；居江湖之远，范仲淹不必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；想晚明灭亡之时，顾炎武大声疾呼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；清末变法失败，谭嗣同慷慨激昂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，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。这样的时刻我们还能拿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来评价其人其行吗？
所以当我们读《论语》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经典时，应该进行多角度的审辩式阅读，其中有两点尤其要注意。首先，要读出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历史意义：只有结合经典的具体背景，在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，我们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经典，读出其应有的历史意义。否则就会进行盲目的批判，将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当作了历史的垃圾，“放一把火烧了”。其次，我们更需要结合当下读出传统文化经典的现实意义。在传统文化旗帜高扬的今天，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理性，不能跪着读经典。将传统文化中的所有内容拿过来，不假思索地就高高举在头顶，单纯地加以膜拜，这样的态度是对经典的误读，甚至可以说是践踏经典。在学习《论语》、学习传统文化经典时，当我们切实做到了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把经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结合起来，进行审辩式阅读，我们才真正做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。
